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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律师职业伦理:规范、问题和建议*
来源:中法网学校 作者: 时间:2016-8-23 15:49:39 点击:

褚宸舸、孙文博**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经历了初创、体系化和完善三个阶段。律师职业中,存在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社会公共责任与商业主义、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的伦理冲突。违反律师职业伦理的行为时有发生,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等现象。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当尊重法庭和法官等其他法律职业群体。律师要诚实守信,不能将一己之利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也不能为了胜诉,牺牲自己人格和职业的独立性,从事违法违纪行为。为了加强律师职业伦理建设,建议:第一,完善律师职业伦理的运行机制。建立或完善道德激励机制,形成完整的评价机制,加强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的管理和约束,完善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对违法违纪律师的惩戒制度。第二,加强律师职业伦理的教育。从律师队伍的源头上,即在高校法学教育中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站在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高度,做好执业律师、实习律师队伍的职业伦理教育工作。

关键词:律师;职业伦理;伦理规范;伦理冲突;维权律师;法律职业伦理教育

本文发表于王瀚主编:《法学教育研究》(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16年7月版。

律师职业伦理的建设对我国律师队伍乃至整个法治人才队伍的良性发展至关重要。2015年8月20日,在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讲话中谈到律师职业伦理建设,加强律师执业的规范和管理,在全社会树立律师队伍依法执业的良好形象。2016年3月30日,第九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孟建柱希望广大律师敬畏法律,忠于事实,诚实守信,执业为民,做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者、社会公平正义保障者、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者、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者、全方位对外开放促进者,他提出律师要自觉加强以忠诚、为民、法治、正义、诚信、敬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修养,敬畏法律,忠于事实,诚实守信,执业为民,真正成为法律之师、诚信之师。[①]近年来,我国律师队伍违反职业伦理甚至违法乱纪事件时有发生。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介绍,近4年来,全国律协和各地律协共受理投诉案件9415件,经调查核实,对1483名律师进行了处分。其中,给予训诫处分的770件,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547件,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140件,取消会员资格的26件。[②]这反映出目前律师职业伦理的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如何去认识、解决这些问题,是本文研究的要旨。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演进

律师职业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伦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一般法律职业伦理的共性,还具有其特性:

首先,律师职业伦理是“从事律师职业和相关工作的人,内心所应该信奉的和执行职务时以及执行职务以外以律师身份存在时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③]其不仅针对律师群体,而且针对从事与律师职业相关工作的辅助人员。如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助理、财务、行政管理等工作的人。

其次,违反律师职业伦理,不仅要受到律师行业组织的惩戒,有些情况下还要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是伴随律师法律规范逐步发展与完善的,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初创阶段。我国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1990年,司法部印发《律师十要十不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案,不准歪曲事实,曲解法律,徇私枉法;要注重精神文明修养,礼貌待人;不准骄傲自大,侮辱他人;要认真办案,尽职尽责,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不准敷衍推诿,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要公平竞争,以优质高效服务树立信誉;不准抬高自己,贬低他人,进行不正当竞争;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收取费用;不准律师个人收案收费。这些虽然有口号或宣言性,但是内容上基本囊括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其中很多内容后来被司法部《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所吸纳。

1992年10月司法部规章《律师惩戒规则》规定了对律师违反法律、法规、律师职业纪律的行为采取的各种惩戒措施。1993年12月司法部规章《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以法律规范的形式首次规定了律师职业伦理,该规范后来在2002年进行了修订。

第二,体系化阶段。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该法对律师职业伦理做了相关规定。例如,其第二十四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诋毁其他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第三十三条规定律师的保密义务;第三十四条规定律师不得双方代理,等等。《律师法》制定后,作为配套文件和规章,1996年11月14日司法部发出《关于认真受理当事人对律师投诉的通知》,1996年11月25日司法部发布规章《律师执业证受理办法》。1996年之后,因为律师管理体制由行政管理向司法行政和律师行业“两结合”管理过渡,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以下简称全国律协)分别制定了不少规范。1997年1月司法部规章《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对律师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较详尽的列举。2004年3月,全国律协通过《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这是在《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基础上,律师行业制定的比较完备的执业行为规范。2007年《律师法》修订后,全国律协2011年11月颁布实施修订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2008年7月18日司法部发布规章《律师执业管理办法》。2010年6月,司法部发布规章《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2012年11月,司法部《关于修改〈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决定》发布。

第三,完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律师职业伦理规范不断完善。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律师法》结合我国法治实际进行了修改,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这一修改缓解了律师的公民义务与对委托人忠诚义务之间的价值冲突。

2015年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孟建柱明确强调律师执业基本要求有四个方面:遵守宪法法律;忠于事实真相;严守执业纪律。律师要遵守法庭、仲裁庭纪律,不能闹庭罢庭,妨碍诉讼、仲裁活动正常进行;要严守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能泄露当事人隐私;坚持谨言慎行。律师对案件公开发表言论时,要依法、客观、公正、审慎,不能进行误导性宣传、评论,更不能肆意炒作案件,搞“舆论审判”。中央领导提出上述四点是“律师执业必须坚守的底线”。随后司法部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对《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作了修订,对律师执业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明确了律师应遵循的行为准则。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在不断地完善,其内容从概括、抽象、简单逐渐变得丰富、具体,更具可操作性。

二、       律师职业中的伦理冲突

第一,律师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冲突。律师独特的价值取向与普通公众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使社会公众乃至公权力的执掌者对律师存在的社会价值产生疑问。莎士比亚甚至发出“杀光所有律师”(The first thing we do, let’s kill all the lawyers)的声音。[④]对于律师使命与价值的错误认识一直以来都广泛存在。这种错误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律师“专门为坏人说话”。律师的职责是运用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论他是好人还是罪大恶极的人。但是,大众往往不这样认为。这在刑事辩护中最明显。其实,律师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只是当事人依法所应享有的辩护权,而不是支持坏人的罪恶本身。刑事辩护中,律师只能依据事实和法律说对被告人有利的话,只能为维护被告人的权利而辩护。

二是,律师“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唯恐天下不乱”。虽然不乏有些律师为了利益挑唆诉讼甚至滥讼,但是,律师“得人钱财”应取之有道,而“替人消灾”则是其本分所在。同时,“替人消灾”需以法律规定为底线,其消除的也是应该消除之灾、可以消除之灾。律师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当事人服务,自然应该收取一定的报酬。律师不仅是法律人,他们追求经济利益是谋求自身生存和行业发展的需要。

第二,律师职业中社会公共责任与商业主义的冲突。当今社会,人们以财产的多少来评价成功与否,这使得很多律师事务所将重点放在了扩大规模、获取更多利润上。逐利的心理使得律师拼命的工作,并使得法务市场竞争白热化。当律师的收入增加的时候,其个人的快乐却在不断的减少。[⑤]律师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得报酬或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其家庭生活的保障,反过来还可以提高律师的服务质量,因此不应该否认律师基于自己法律服务对经济利益追逐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律师将这种追求无限的扩大,有可能陷入商业主义之中,产生律师的社会公共责任与商业主义的冲突。法律的商业主义带来的是规模庞大的律师事务所、律师阶层内部的分层、律师之间的相互疏远等消极后果。律师绝不能沦落为商业主义的奴隶。“律师等需要专门学识和使命感的自由职业的定义,原来同神圣含义结合在一起,具有话语共同体的指向。尽管自由职业跟其他职业一样需要经济收入,甚至需要较高收入以便从经济压力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从事公业,但是高收入毕竟不是首要目的而是附带的结果。对于从事律师、医生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共服务的精神,其职业义务的内容尤其强调利他主义和伦理性。”[⑥]纵然承认律师的商业化角色,但律师行业的社会公共精神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律师的社会公共责任是律师生存之本,也是律师职业神圣之本。即使没有法律规范的强制要求,律师的社会公共精神仍然要求律师们依法、依据职业伦理从事法律实务,而不能为了自身的无限经济利益胡作非为。律师职业的根本支撑来自于人民的尊重及支持,这种力量使得即使是强大的国家也不得不保障和尊重。但是,律师追逐过分利益的行为很容易使他们失去民意基础。

第三,律师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的冲突。正如日本学者所说的:“像椭圆有两个中心那样,律师也有两个必须依据的中心点。一个中心点是作为独立的司法机关所固有的责任,另一个中心点是以与委托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为基础。所谓律师是在这两点之间,既要忠实事实,又不能背叛委托人,因而产生了真实义务与保密义务的矛盾。”[⑦]我国《律师法》第38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8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事实和信息除外。”我们国家对此问题的规定表明了律师应忠诚于委托人,但是对于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严重危害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和信息除外。这也意味着,律师一般不再是承担协助司法机关查明案情的法曹,而是成为主要或者仅仅为被告人服务的职业法律人。[⑧]

律师忠诚于委托人,这是律师最重要的职业伦理之一,也是其他职业伦理的基础。委托人委托律师以后,将案件托付给律师,甚至将一些隐私事项也告诉给律师,这些都是建立在他们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上的。

律师不仅具有忠诚于委托人的义务,其还具有公法上的义务。律师作为公民的基本义务有时会与律师的忠诚义务相矛盾。美国的“快乐湖沉尸案”中,被告人的两名律师从被告嘴中得知了被告还另外参与了杀死另外几名少女的情况。但是警方一直找不到尸体,所以案件没有进展。其中一名被害人的父亲找到了辩护律师,希望他们提供尸体的情况,但是两名律师却守口如瓶。几个月之后警方找到了尸体,但是由于缺少关键的证据,导致无法将这些案件合并处理。后来被告人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而此时两名律师却成为众矢之的。当然,他们的做法得到了当时法律界人士的支持。但是,“律师是集众多冲突于一身的人。与这个社会的任何人相比,他同时要面临众多竞争的主张和忠诚。他必须以最佳的状态为当事人服务,但同时,又不能忘记自己是法庭官员( officer of Court) 的现实,因而对整个法律制度的和谐有特殊的义务。”[⑨]

三、       “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的职业伦理分析

近年来,我国一些“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引起业内和社会关于律师职业伦理问题的关注。

第一,“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话语的建构。

律师以给当事人维权为宗旨,所以律师和维权相联系是自然的事。江平教授曾指出,律师的职责就在于维权,维护他人的权利,但要维护他人的权利,必须首先维护自己的神圣权利。不论是出庭律师或不出庭的律师都是受委托人之委托完成法律上的维权任务。[⑩]但是,律师前面加上“维权”或“人权”这样的定语,显然已变成特指律师中的一类群体,则是近十年多的事。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维权律师”做篇名检索,发现“维权律师”这个名称最早出现是2004年。2005-2006年,在劳动、证券、公益诉讼领域,媒体上较多出现“维权律师”的称呼。[11]特别是浦志强当时已被媒体标签为“维权律师”的先行者。[12]众所周知,后来他因为“维权”成为社会知名的律师,也因此身陷囹圄。2009年,媒体报道了专打“民告官”行政诉讼官司和维护民营企业权益官司的某位律师。该律师说:“一般案子我不接,专办冤假错案和疑难、复杂和有影响的案子。”他打官司不计较代理费多少,有的官司不要钱也自愿当代理人。[13]

如前所述,“维权律师”一词原本是一个正面或至少是中性的词汇。其专指律师中一些具有较强社会责任心,关注或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权利,执业领域主要侧重公益性案件的律师群体。2009年2月26日,《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了首届“京城十大版权维权律师”评选活动。中国律协也报道过十名杰出维权律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14]

江平认为,现在把“维权”看得很窄,似乎只是对弱势群体才叫做“维权”,其实对任何人都有维权的问题,即使是黑社会的一分子,当他落到被告的地位,他也需要律师来维护他应当享有的权利来对抗庞大的公权力。律师作为一个群体理应在中国法治的舞台上、在中国民主的舞台上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15]

2011年以来,刑事辩护问题成为热点。刑辩律师为纠正冤假错案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其执业也出现新的困难。例如,办案机关在律师安检、阅卷、会见等方面,有各种限制或歧视性做法。会见难问题突出。不仅看守所干涉会见,而且法院干涉当事人委托律师或者直接取消辩护人资格。律师被抓、被打、被逐出法庭事件增多。这种执业权利受限、执业环境恶化的状况促成律师“抱团取暖”。以2011年6月广西北海律师伪证案为转折,全国范围出现刑辩律师“抱团”办案现象。其中”死磕派律师”一词,也逐渐浮出水面,为社会所知。

“死磕派”本是刑辩律师之间的自我指称,最初有调侃和戏称之意。根据叶竹盛的研究,该词的成长史如下:“死磕”原是东北方言,由曾任全国人大代表齐齐哈尔的迟夙生律师在“北海案”和2012年初贵阳“黎庆洪打黑案”中作为口头禅提及。2013年2月,在贵阳案中死磕过的律师在江西办理“桂松案”时,斯伟江律师发微博戏称:“你们死磕这班人又去搞新案子啦,不如任命你们为死磕派。”杨学林律师随后发微博,根据辩护风格,将中国刑辩律师分成三种:死磕辩护派、形式辩护派(走过场、做足样子)和勾兑辩护派(通过幕后勾兑解决问题的律师)。杨金柱律师在一次业务研讨会的发言中说:“我认为,不死磕的刑辩律师,在现在的司法状况下,基本上是骗子。搞个辩护词,到法庭上讲几句,有什么用?很轻松完成任务,哪怕你一个案子收几万、几十万、上百万—我知道北京几个大律师一开口就是收费500万、1000万。但是,不死磕对不起这些钱啊,各位!”这段话被迟夙生微博简化为:“律坛怪侠杨金柱……今天的观点是——不死磕的律师是骗子。”引起律师界轩然大波,有律师同行指责这些死磕派“贬损同行,自我表扬,疯狂炒作”。“死磕派”的叫法因此传开,变成风靡社会的称呼。死磕派律师的涌现,在律师江湖中掀起了不小波澜,也在更大的话题域中产生死磕派律师到底是磕出法治中国,还是磕坏中国法治的争论。[16]

第二,“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引起的职业伦理的争论。

“死磕派律师”自己认为,“死磕”是律师的一种辩护方式,死磕是敬业的表现,如果接受委托人的委托而不竭尽所能的为委托人服务,那么便违反了职业道德。

但是,有律师指责死磕派律师喜欢炒作、煽情和不顾当事人利益的意味。也有律师批评死磕派没有传递正能量,置己身于体制对立面,以演艺手法娱乐社会。利欲之心高过公义之心,热闹之中对正常法制构成破坏,也将律师业导向不归之途,十分恶俗。原最高院副院长张军在一次法官培训会上将其归纳成律师“闹庭”现象。杨学林律师认为,很多人对死磕派有误解,好像就是瞎闹、瞎搞,我们全是从《刑事诉讼法》上抄的,一个字都不差,要求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来做。如果法院做了,死磕也磕不起来。朱明勇律师认为,死磕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对司法机关的违法进行坚决的抗争,而律师最大的武器就是法律。陈兴良教授认为,死磕派律师“不像律师”,但是“律师不像律师首先是因为法官不像法官”,他认为“不可否认死磕派律师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推动法治进步”。[17]

首先,律师为了争取合法权利,利用网络围观给司法机关舆论压力,尽管其目的是正当的,方法是克制的,但带来司法机关公信力的损害,是否符合律师职业伦理?

不可否认,律师“死磕”大部分是因为执业环境不佳,特别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当、违法行为。这类“死磕”,如果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保持了一定的克制和理性,应该得到允许,但要注意维护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2013年,西安曾发生L区人民法院对有关案件不予立案被律师“死磕”事件。2013年1月30日,律师D在新浪微博发帖称:2012年3月,任某在西安A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花100万买了一个没有产证的商铺,现要求解除合同。去了L法院四五次都不予立案。1月30日早晨再次去立案时,被法官告知凡是和A房地产有关的案件都不予立案,因为是关系户。该帖附有在L区法院立案时偷拍视频,并被发布在优酷网上。随即,多家网络媒体进行了转载,网帖浏览量为2276人次,回复量为303人次。优酷网视频浏览量为1434人次,评论人数为97人次。L区网信办及时监测到这个帖子,并向L区人民法院提示。L区人民法院进行相应的研判分析,制定相关的解决方案和途径。1月31日早上,区法院与当事律师D取得了联系,并召开党组会议,决定积极与D律师联系,进一步查实了解所反映的情况,经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立即立案。1月31日16:00,区法院对相关情况作出解释:关于陕西B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法院“关系户”、“领导不让立案”等并不属实,L法院曾受理多起被告为陕西B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民事案件。相关责任人调离立案岗位,吸取教训,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专项教育整顿活动。1月31日22:22,D某发帖称:“……里面有些误会,……尽管早已过下班时间,法官还是破例给我办理了立案手续。”经过稳妥有效的处置,这场事件风波得到平息。2月1日《南方都市报》以“西安市L区法院:领导没有交代过告关系户就不立案”为题报道。涉事的立案审查法官已被调离岗位、停职检查。很明显,该案中法院和律师D都保持了一定的克制。

其次,个别”死磕派律师”采用违反法律和职业伦理的方法“维权”。

例如,举牌、网络围观、造谣诽谤、煽动社会舆论、丑化侮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2015年7月11日,新华社报道公安部指挥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据该报道,其代理炒作案件的做法为“新、奇、特”:新,就是要有新思路,让律师不要像以往那样按照法律程序走。奇,就是能请到一些像吴淦这样的“奇人”。发挥这种人“敢冲敢打”的“特长”,做出一些常人做不出的事。比如,吴淦曾经把一女干部头像贴在裸体模特模型上,在网上直播“每日一睡”;也曾在法院门口给某高院领导“设灵堂”。特,就是用一些特别的方式,例如,在网上网下声援炒作围观他们代理的案件;举报、投诉主审法官、办案民警和当地官员,号召网民对他们人肉搜索,给他们施压;组织案件当事人、亲友以及不相干的人围攻政法机关,以此向政法机关施压,达到在正常法律制度内无法达到的代理效果。[18]

近年来,“维权律师”这个词汇被污名化、政治化,和一些”死磕派律师”打着维权招牌,教唆诉讼、绑架诉讼,咆哮公堂、大闹法庭,扰乱司法秩序,旨在把小事搞大、把大事搞乱,造谣言耍无赖,扰乱社会秩序,有很大关系。这些律师不是在做公益事业,不是在维护公平正义,而是在做生意:通过策划炒作敏感案事件,扩大知名度,提高代理费用。用法律之外的手段赢得官司, 获得名利双收的结果。这不仅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对整体律师队伍的形象也有不良影响,造成“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的污名化。

当下,“维权律师”一词还被严重政治化。近年来,律师执业权利有效保障是联合国国别人权报告审议的重要议题。2016年2月16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发表声明,对中国近来“逮捕律师、骚扰和恐吓政府批评者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做法表达关切”,并寻求中国政府就此进行澄清,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人权律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人权高专对中国内政进行无端指责,既不公正,也不专业,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谁触犯法律,都将受到法律制裁。中方希望人权高专全面公正客观看待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

根据一些报道和笔者的观察,部分“维权律师”和”死磕派律师”,或多或少存在如下违反职业伦理规范的行为:

一是,故意泄露案件信息。律师泄露当事人的隐私、不当的发表对委托人不利的言论,以及未经当事人或司法机关允许而将相关的案卷材料发布到网上。

二是,挑拨诉讼,激化矛盾。策划虚假的诉讼案件以达到赚钱的目的,要挟、诈骗委托人、利用职务侵占当事人的财产,挑拨、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或煽动当事人上访、围攻国家机关。

三是,代理中的不当行为,律师以非律师身份代理、非律师以律师的身份参与代理案件等。

四是,未能提供有效辩护。有些律师开庭之前就策划准备“闹庭”,以被逐出法庭引起轰动效应为目的,试想委托人的利益如何能得到保障?

五是,不正当竞争,利用媒体煽动舆论抬高自己,贬低同行。

六是,庭审中的不当行为,如传递违禁物品、私自录音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律师是法治队伍和法治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不应将维权律师污名化,特别是将广大律师群体和国家政权在政治上对立起来。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当尊重法庭和法官等其他法律职业群体。律师要诚实守信,对委托人高度负责,不能将一己之利置于委托人利益之上,也不能为了案件胜诉,牺牲自己人格和职业的独立性,去采取违法违纪的行为。勤勉尽责是律师职业活动的核心要求。《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6条规定:律师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四、       加强律师职业伦理建设的建议

律师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他具有着普通社会成员应有的道德价值观念以及要求。但是,律师作为从事法律工作的一个特殊职业群体,这种职业的特殊性又对其提出了更多的的道德要求。律师的职业伦理困境的根源是其道德伦理共性和个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社会大众道德伦理和律师职业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律师职业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属性,这决定了律师执业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的追逐利益性,也因此必然存在一些违反律师职业道德的情况,而律师职业的社会性和自律性决定了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实施以及改善主要依赖于律师自律,依赖律师自身职业道德内化和养成,也决定了律师职业道德内化的复杂性和其途径的多样性。[19]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律师职业伦理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律师职业伦理的好坏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因为对律师本身执业权利的保障比较欠缺,也在某种程度上“逼着”律师违反职业伦理。因为有些律师身上的问题并不是相关规范的缺陷,而是社会整体法治状况造成的。因此,需要在完善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提供一个好的律师执业环境。对此,国家相关单位近年来已有重要的举动。例如,2015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下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又如,2015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5〕16号文件印发《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除此之外,对于执业律师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并严厉查处及惩戒相关违反伦理的行为,同时加强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教学环节,也非常重要。

第一,完善律师职业伦理的运行机制。

首先,建立或完善道德激励机制。经济方面的物质激励,政治上的名誉荣誉,文化上的楷模力量。道德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力量,道德的作用必须依附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力量才能发挥作用。[20]道德激励下会涌现拥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律师,而榜样楷模有助于推动整个律师行业的道德风貌。鉴于律师群体的高素质,应以满足精神需求为主,物质鼓励为辅。

其次,形成完整的评价机制。当下我国对律师的职业伦理仅仅局限于律师行业的内部评价。其实,社会评价对于律师个体以及整个律师业都至关重要。评价具有引导、诊断、调节和强化的功能。通过评价机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使不合格的律师感受到压力,对优秀律师予以表彰,以此形成行业的正能量。我国需要完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程序,建立公正客观的考核评价指标。将律师职业伦理作为动态指标,年检时进行实质考查。把考核与执业结合起来,把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结合起来,使律师在其整个执业生涯中都受到严格的职业道德的约束。

再次,加强律师事务所对律师在职业伦理方面的管理和约束。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管理的最小又最直接的单位,所以律师事务所对律师职业伦理的养成至关重要。从近些年发生的案例来看,有些律师事务所参与违法违规活动。所以,一方面要管理好律师事务所,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律师事务所内部的制度建设。如加强律师事务所规章制度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保证律师职业伦理正常运行的机制。加强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环境建设,使每一个律师在自己的执业机构内部都能够受到良好道德风气的熏陶。律师事务所要有意识的举办一些与业务活动相结合的集体活动,激发律师个体对律师职业的集体荣誉感,树立职业典范,激发律师职业道德内化的自觉性。

最后,完善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对违法违纪律师的惩戒制度。我国的律师惩戒制度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规范与行业规范体系,律协的自治受到司法机关的严格限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目前,我国实行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共同行使惩戒权的体制。应健全法律规范、行业规范体系,避免重复立法。同时保障律师协会的自治,避免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协会的不当干涉,充分发挥律师协会对律师的管理作用,赋予律师协会实际上的惩戒权。目前,律师协会对律师事务所实施的惩戒处罚对律师没有实质影响。还要完善对惩戒的执行、救济程序。对拒绝配合执行的律师给予行政处罚。健全投诉机制,方便当事人对律师进行投诉,并赋予律师通过复议和诉讼进行救济的权利。

第二,加强律师职业伦理的教育。律师的职业伦理教育主要有执业前的职业伦理教育(主要是在高校法学教育中进行)、做律师助理或实习期间到正式执业前的培训教育以及执业后的继续教育三个阶段。要有计划、分阶段、有目标、有评价的对律师后备资源(主要是法科学生)以及执业律师、实习律师进行教育。不论是各法学院开设的职业伦理课程,还是律师继续教育中的培训课程,都不能走形式。通过潜移默化、个体觉悟和行为实践,将伦理道德的知识内化为做人的信念、做事的信条。

首先,从律师队伍的源头上,即在高校法学教育中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有研究表明,我国法学人才培养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处于边缘地位。在培养目标层面,法学院校对其法学教育缺乏职业伦理教育期待。只有39.02%的法学院校明确规定法律职业伦理要求。认知上的缺位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对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实施没有监督,缺乏实际执行的力度。在操作层面,尽管《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等政策文本规定了法律职业伦理的要求,但是,教育主管部门却没有在本科阶段明确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培养目标,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中也没有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仅有9所院校明确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只有4所将其设置为必修课程。[21]

建议各高校法学院系积极行动,对法学教育的职业教育属性和职业伦理教育达成共识,开设法律职业伦理的相关课程,并从教学环节保障这些课程不流于形式。

在很多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将法律职业伦理作为进入法律职业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我国因为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的脱节使得行业对法学教育的介入不够,法律职业群体对高校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影响较小。所以笔者建议高校利用“双千计划”,聘请法律实务专家或优秀校友,定期开展职业伦理方面的专题讲座或辩论赛等校园文化活动,在课程体系之外,大力渗透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

其次,站在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高度,做好执业律师、实习律师队伍的职业伦理教育工作。

在律师继续教育中大力开展职业伦理教育非常必要。众所周知,我国不少律师是“半路出家”没有科班的法学教育背景,一些律师虽然科班出身,但是没有系统学习过律师职业伦理,一些律师执业之前长期从事法检或其他法律职业。总之,很多执业律师对律师职业伦理还比较陌生,有些人甚至和普通民众一样,对律师职业伦理没有起码的认知。所以,在律师执业的过程中,通过职业伦理教育要使律师深刻理解其职业的本质和职业伦理的价值,明白其应当具有的品格以及行为的尺度。

律师职业伦理教育不是为了让律师们记住规范条文,而是要通过教育这一方式使他们深刻理解律师职业的精神和理念,对法律实务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善意的理解,进而作出正确的、理性的判断。因此,要特别重视律师职业伦理教育的实践性。道德学习不同于文化知识,要在特定的执业场景中去经历、感受、体验道德约束所带来的内心冲突以及作出最好选择后的喜悦,接受来自社会以及行业内部的各种评价。在这一过程中,强调律师的自我教育、自我反省,最后达到自我提高。

[①] 葛晓阳、李想:《孟建柱勉励广大律师:敬畏法律忠于事实诚实守信执业为民》,《法制日报》2016年4月1日。

[②] 葛晓阳:《律协4年处分1483名律师》,《法制日报》2016年3月31日。

[③] 参见司莉:《律师职业属性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

[④] 参见吕良彪:《“杀光所有的律师”?!——论和谐社会构建中律师的价值与使命》,《律师文摘》2006年第1期。

[⑤] See Deborah L.Arron,Running from the Law:Why Good Lawyers are Getting out of the LegalProfession,California:The Speed Press,1991,p.2.

[⑥] 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40页。

[⑦] [日]村冈启一:《辩护人的作用及律师的伦理》,尹琳译,《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2期。

[⑧] 参见宋远升:《刑辩律师职业伦理冲突及解决机制》,《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⑨] 李学尧:《非道德性:现代法律职业伦理的困境》,《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

[⑩] 参见江平:《维权乃律师之天职——再谈“律师兴则国家兴”》,《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3期。

[11] 当时出现一个为公众拟了204条购房合同的律师。参见林思超:《做个“维权律师”很幸福——访204条购房合同作者秦兵律师》,《中国房地信息》2004年第3期。夏丽华、常庆:《维权律师就东方电子案达成四点共识》,《中国证券报》2006年4月17日。

[12] 一篇关于他的报道谈到:“维权律师和商业律师的区别在于,他们在自己的诉讼代理中,实践着维护公民权利、促进司法的公正与完善、推动社会的进步等形而上的东西。”胥晓莺:《中国维权律师:先行者的孤独和力量》,《商务周刊》2006年第6期。

[13] 参见孙大光、姜焕文:《姜彩熠:维权律师的别样旅程》,《法律与生活》2009年第9期。

[14] 《第三届“全国维护职工权益杰出律师”表彰会议在京召开 十名杰出维权律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律师》2011年第5期。

[15] 参见江平:《维权乃律师之天职——再谈“律师兴则国家兴”》,《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3期。

[16] 参见叶竹盛:《死磕派律师》,《南风窗》2013年第18期。

[17] 参见叶竹盛:《死磕派律师》,《南风窗》2013年第18期。

[18] 黄庆畅、邹伟:《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7/11/c_128010249.htm,2016年3月11日访问。

[19] 参见司莉:《律师职业属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页。

[20] 参见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21] 参见刘坤轮:《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15日。

*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研究”(项目编号:14AZD151)和2015年度西北政法大学教改项目“法治人才的人权素养培育研究”(项目编号:XJY2015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分工:褚宸舸负责提出思路和提纲,撰写第三、四部分和摘要,并修改全文、定稿。孙文博负责撰写一、二部分的初稿。

** 作者简介:褚宸舸,男,西北政法大学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行政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孙文博,男,西北政法大学2015级法律硕士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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